专家专栏

零识专栏作者：赵鹞

原文标题：对于烈火烹油的区块链，有些话我不吐不快

2月2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发表了《三问区块链》及配套的专栏署名文章《抓住区块链这个机遇》（作者：北大光华金融科技实验室研究员窦佳丽）、《做数字经济领跑者》（作者：余建斌），此文一出，立即引起笔者朋友圈刷屏，既有币圈大佬 “额冠相庆”，也有链圈人士“扬眉吐气”，还有监管人士表示担忧。笔者同样在朋友圈上表示担忧，此文对于已经过于火热的但技术发展仍处于早期的区块链无疑是烈火烹油，并不利于区块链技术发展“脱虚向实”，更不利于在中央要求坚决守住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前提下缓释金融风险，为此，笔者将长期积聚胸中的块垒一吐为快。

一、每次金融危机都有媒体舆论的推波助澜

一般情况下，媒体都会对投机大肆渲染，大部分媒体宣传是帮助投机开拓市场，也有一部分对投机持批评态度，有的则是两者兼顾，左右逢源。远了不说，就说2015年4月8日，某国家通讯社连发三文《4000点再现 如何看待本轮A股上涨》《政策红利释放催生改革牛 期待成为健康牛》《论第五代股民的自我修养》等力挺A股重上4000点，某中央媒体14天后发出《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开端》，股市立刻烈火烹油，在6月12日沪市攀上5178点后“音乐结束了”，随即就是让大家刻骨铭心的“股灾”和国家救市。尽管股灾不是这些媒体引起的，但对于股市泡沫过快积聚，投机风险迅速扩大是负有责任的。

当然，这不是我国才有的现象，早在1719年南海泡沫中南海公司的股价“仅为”120英镑时，英国著名小说家Daniel Defoe严厉指责那些股票经纪商在制造泡沫，而当1720年南海公司股价达到1000英镑时，他却开始为股价辩护，他对股价的吹鼓手们表明了“公开的蔑视”，同时声称已经出售了所有的股票，但历史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他要么还在继续持有股票，要么受雇于南海公司，专门攻击那些竞争者。

1873年，一位法国的记者写道：“给我30000法郎做广告，我可以负责为那些我能想象出来的最糟糕的企业募集股份”（参见C P.kindleberger《恐慌、惊恐和崩溃》（第六版））。

可见，即便到21世纪，媒体舆论对于投机、欺诈的关系仍旧紧密，也不难理解为何春节期间火爆得不行的“3点钟区块链”微信群及庞大的子群里有那么多媒体人在兴奋的附和、跟随甚至参与资本大佬、币圈大佬、技术极客们（联合）设下的“区块链”盛宴了。

除了媒体（人）直接“下海”，还有研究人员、学者利用自己对媒体的影响力误导政府、公众，甚至构成欺诈，俗称“托儿”。远的还是不说了，震惊中外的e租宝庞氏骗局之所以危害如此之广，受害群众如此之多，除了其在权威媒体不惜重金大肆宣传外，还有不少学者为其摇旗呐喊，通过媒体撰文、媒体采访及出席商业论坛为庞氏骗局制造有利舆论，创造是似而非的“创新词汇”以为庞氏骗局编织精致的故事。更有甚者，在e租宝团伙被抓获后，还在媒体上为他们喊冤洗地。

当然，国外的“托儿”也不少，2008年金融危机中倒闭后被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收购的美林证券网络股首席分析师Henry Blodget的成名在于能够为很多互联网公司提出目标价格，这些目标价格经常为成为现实，这种股价预测能力很快使得他声名鹊起，在财经媒体中有着一呼百应的影响力，但他在美林证券内部的邮件中表现出对公开荐股的不屑一顾，最终使得他不得不离开证券业，但他已经赚得盆满钵满。

现在，新的情况是自媒体的泛滥。尽管中央网信办、国家网信办已经发布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但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开设具有新闻媒体性质的（个人）微信公众号与APP，特别是媒体大V人士充分发挥个人影响力，为区块链造势，甚至个人主动推销区块链投资项目，与路演无异。

当然，上述三种形式并不是独立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普遍存在，由此形成完整的利益链条甚至复杂的网络生态。

二、“贵族赌徒”现象

西方文献对“贵族赌徒”（royal gambler）进行了许多研究和谴责，认为这些人在“承诺投资义务方面远比实际履行义务要出色得多”“奥地利贵族远比容克地主们坏，至少后者公开地藐视金钱”“当外行进入这一领域时，他们甚至比专业欺诈者还坏”……可见，所谓“贵族赌徒”是指拥有较高社会地位与较好公众形象的大V人士，他们可能是公众经常看到的知名学者、成功商人和有修养的官员，但正如法国小说家Zora所说：“如果他们胜利了，他将钱装入自己的腰包；如果他失败了，他不会乖乖还钱”。

所以，“贵族赌徒”现象是广泛且长久存在的，当投机狂热以致“贵族”们都无法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他们也会贪婪，并有着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慢自大去参与投机，孤注一掷，还会影响到政府决策，这种投机再通过媒体舆论渲染产生示范效应，吸引更多的普罗大众参与投机，全社会必然弥漫着极其危险的投机氛围：

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在宽松货币环境和以提高杠杆率为实质的金融创新助推下，大量举债进行高风险投机，产生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大萧条前主要是股市泡沫，这次危机前是房地产泡沫。

----刘鹤

三、货币政策与动物精神

所谓动物精神，就是行为宏观经济学中“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理论”之外，人类经济决策的非理性。信心是否充足、公平感、腐败和欺诈、货币幻觉以及作为人们参照物的“故事”，这些都是动物精神的具体表现。人类的经济决策并非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得那般理性和简单，其复杂的心理因素才是整体经济动荡不安的根源（参见Arkerlof等著《动物精神》）。“动物精神”揭示，在一个投机活动猖獗的时代，很多人认为逃脱惩罚是很容易的，在这样的时候，谁也不再相信坚持操守是完全理性的选择。随着新型金融创新的出现，金融监管政策允许人们从事更多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欺诈机会就会产生，从而推动掠夺性的经济活动。这里包含了利益动机而引发的腐败或欺诈行为，对市场经济产生不可估量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影响。

大量研究表明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过量的信贷扩张，从而引起市场非理性繁荣（当然，货币学派与银行学派之间的争论是旷日持久的），突出就是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现在还有一个“新”情况，就是比特币价格的暴涨，如果将比特币视为“资产”，其价格神话是否也与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有关呢？答案是肯定的。

研究表明，比特币对美元价格短期内更多受到技术因素（比特币供应量、比特币交易量及挖矿难度）和公众认知（google趋势、Twitter热度）的正面影响，但长期看，比特币价格与美国宏观经济（季度GDP、月度通货膨胀）和货币变量（周货币供应量、日联邦基金利率）有协整关系，技术因素对比特币价格影响趋弱（参Xin Li等著the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cryptocurrency exchange rates：the case of Bitcoin）。这表明美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比特币及其所带动的区块链投资热潮（ICO、私募基金等）的重要推手，那么其他国家呢？

四、“鸡同鸭讲”

“鸡同鸭讲”，这是互联网金融之后特有的现象，也是多数人的切身体验。

以笔者为例，从什么是真正的P2P，什么是独立的征信到什么是（法定）数字货币，再到现在的区块链，看似高大上的词汇堆砌成各种似是而非的论调。

比如区块链可以消除信息不对称的论调广为传播，甚至被一些不明白信息经济学理论的法学学者“拿来就用”以证明区块链的普适性与先进性。

事实上，信息不对称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但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信息不对称可以从两个角度划分，一是非对称发生的时间（ex ante/ex post），一是非对称信息的内容。事前（ex ante）隐藏信息（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事后（ex post）隐藏行动/信息导致道德风险。可见，即使区块链能够完全无误、真实地记录参与者“申报”的行为，但参与者的所有特征（信息）不可能被另一些参与者都观测到，仍会存在知情者（informed player）和不知情者（uninformed player）。

另一方面，在线下信息转换到线上数据的时候，区块链无法保证原始数据的真实性。因此，将区块链的数据不可篡改性等同于完全信息或者信息对称，进而在此论调上建立的任何逻辑的、理论的推理都是“空中楼阁”。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区块链有助于信息对称，看似对“区块链消除了信息不对称”放松了假设，但实质也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从网络科学理论看，信息级联效应的存在容易产生羊群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信息不是趋于对称，反而已被扭曲，网购中的“刷单”现象就是典型的利用信息级联效应制造信息不对称从而牟利。

其次，在博弈论中的“信息”并不是说参与人之间拥有各自的所有特征（当然，完全信息是最美好的），如果区块链所记录的信息并不是参与者就某件事博弈所需要的进入支付函数（影响个体收益）的信息，那么这样的信息也是无用的，信息仍旧是不对称的。

总之，仅以区块链与信息（不）对称而言，将其大而化之，统而总之的理解是不严谨的，至于据此假设推理出的“区块链大幅降低交易成本”（这里是制度层面的交易成本）甚至“零成本”的论调也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除此之外，“鸡同鸭讲”还体现在IT人员大谈经济学理论，经常对极其复杂的货币理论发表“高见”，一个个俨然莫测高深的哲学家、未来学家；没有高等数学基础的人大谈密码学与计算机科学，指出区块链的金刚不坏之身；资本大佬和币圈枭雄纵论古今，把区块链拔高到“信仰”与“神学”……讽刺的是，力图化解信息不对称的区块链已经在人的主观性活动下不断制造信息不对称。

五、中国发展区块链要考虑当下的主任务、大环境

正如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所言，“要抓住区块链发展的机遇”，这是对的！但在我国面临经济“去杠杆”，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主任务下，要有正确的打开区块链的姿势。

首先要认识到新技术必然带来新风险。如果运用不当，区块链技术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很大的危害，甚至是巨大的灾难；应当警惕区块链技术炒作，防止价值泡沫；应当不断完善区块链技术，真正解决经济产业发展的一些痛点，开发更多的应用场景，使区块链技术真正的“脱虚入实”。

其次，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中央媒体不应发表对区块链技术及应用的风险避重就轻的新闻报道，更不能“火上浇油”；有关部门应高度警惕、重视并处置媒体（人）在区块链投资推广中的不当行为，减少因他们的道德风险而对已经脆弱的金融稳定产生不利影响；金融监管部门应加强与媒体管理部门、技术监管部门的沟通，及时发现新兴媒体传播风险的行为并实施阻断。

再次，要坚持科学的理性精神。另一个春节期间刷屏的文章《北大光华院长刘俏：时代从来没有放弃我们》发人深省：

没有科学的理性精神，我们主动或是被动放弃独立思考的能力，脑子里固化出对“权威”和“大家”的崇拜与依附，将思想自由拱手让出，让一个又一个似是而非的思维泡沫引领自己对世界的认知，进而不断加剧自己的焦虑感。于是，面对迎面而来的各式冲击，我们雷厉风行寻找各种风口——制度风口、资源风口、商业模式风口、技术风口、甚至“无厘头”风口，把“短、平、快”的攫取利益视为当然，把建立关系和做交易的能力等同于经营管理和商业思想，把跑马圈地、占有各类资源并据此疯狂寻租看成中国式的商业规律；我们开口闭口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疗法、比特币、区块链和ICO，为能否得到那张技术“船票”而焦虑，却不知只有通过更为系统、注定辛苦的学习和独立思考才能深入理解这些技术的底层结构和支撑它们的基础设施，进而判断它们可能的商业应用场景。没有科学的理性精神，缺乏追问因果关系的想法，我们偏安于林林总总的各类思维泡沫之中，自以为是已经洞悉这个时代的真实面貌，找到了那些推动人类进化的源动力。

因此，只有坚持科学的理性精神才能避免“鸡同鸭讲”的尴尬与荒谬。

最后，要考虑国际政治、经济大环境。一些人总是把“币圈出海”作为去年9月4日监管政策失误的证据，进而要求国家重新放开数字货币交易和融资（ICO），笔者对此言论不能苟同。

第一，区块链技术仍处于探索阶段，除了比特币等各种“发币”，缺少能够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同时，在比特币为范式的治理模式下，治理机制不完善，专业投资人面对的道德风险极大。那些所谓“出海”的交易场所和区块链投资项目通过发行自己的代币或者币，与比特币、以太币对标，基于互联网社交软件向国内中小投资人推销、路演，甚至诱导我国民众去境外网站购买所谓的代币，其实质已经是公开发行证券了（参见美国SEC有关新闻稿）。对此非法金融行为难道不应该禁止吗？经济学里有个理论，叫“动态一致性”，是说政府的一种政策不仅在制定时应是最优的，而且在制定之后的执行当中也应该是最优的，否则就是动态不一致。如果政府的政策许诺是不可置信的，那么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自然不会相信政府，制定的政策在执行之后自然不会产生如期的效果，这里，重要的是政府必须言而有信，说到做到。

第二，不能用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域外的做法倒逼中国决策层。现在有些学者动不动就拿日本、美国的政策态度指责中国的政策不当，跟不上时代。可是，比特币已经发展到近3000亿美元的规模，不少国外智库已经将比特币视为国际政治角力的工具与结果。美国有美国的国情，经历过2008年金融危机后，资本市场却屡创新高，特朗普政府却要“弱监管”（deregulation），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同时，日本长期处于经济疲弱，负利率货币政策效果不彰，Krugman曾在纽约时报撰文说，提振经济需要重回“动物精神”，可见，没有或过度的“动物精神”都不利于经济发展，日本通过鼓励数字货币交易，激发市场的“动物精神”也是符合其国家利益的。至于新加坡、瑞士等国，其长期依赖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及设施发展经济，对各种金融新业务、新业态持一贯的开放、鼓励政策。反观德国这样的着重发展实体经济的国家，其央行行长在去年就公开警告数字货币会加剧金融危机，持审慎态度。可见，各国对于数字货币、区块链的态度是不一致的，这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但显然忽视了自身政策对别国的影响。

第三，不能将技术的中立性视为技术活动的中立性。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技术是绝对的价值中立，然而，如果从更广阔的视野将科学作为人类的一种基本实践活动来看，那么，我们会发现，科学的“价值中立说”很难站得住脚。科学绝不只是一种客观的知识体系，尤其不是一种脱离社会和人文价值环境的知识体系，因为它同时还是一种社会活动、一种社会建制、一种文化，它是由作为价值载体的人来实现的实践活动，因而又具有“价值非中立性”。因此，区块链技术本身的价值中立性并不会带来基于区块链的经济社会活动的价值中立，当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应对区块链大规模应用所产生的新的、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金融风险时，政府部门是否应该大胆的鼓励、推广，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就好比核能发电，我们没有完全掌握安全、可控的核聚变技术就能用于生产发电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面对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各种破坏性创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特别是金融科技的发展，政府、学界、业界和媒体要头脑冷静，切莫用“不可控核聚变发电”！

作者简介 赵鹞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学博士

北京网络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